第三是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史家是有角色意识的，特别是中国的史官有很高的地位，修史是庄严的、崇高的事业。这个角色意识是不是就表现为个人意识呢？当然有个人意识，但这种个人意识是与其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也好，司马光也好，都是如此。司马光说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关乎国家的兴衰、生民的休戚，希望皇帝引为借鉴，这表明了他的社会责任感。近代史家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也都是如此。
第四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求真与致用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换句话说致用是以求真为前提。凡是歪曲了历史、有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用这种行为来从事史学活动的人，都被后人所揭露、所唾弃。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曲笔作史的人，但同时都有更多的直笔作史的人揭露了他们。可见，直笔作史还是主流，是优良传统。
第五是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撰写可信的历史是一个原则。功能信念是指历史学是有价值的，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和你讨论问题的人轻视历史学，不是说明历史学没有价值，只能说明对方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修养。历史学的功用和社会价值这个信念，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不能动摇的。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家以毕生的精力，只为写出一部一部史学名著，就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