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型”的现代化，包括中国的现代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外国现代技术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
“洋务运动”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性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