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论史上第二次“为诗辩护”
第二次“为诗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这是在神权的面前为诗辩护。“文艺复兴”这个译词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以为是文艺得到了解放。实际上“文艺复兴”在西文中正确的解释是“古典学术的再生”。文艺复兴在精神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恢复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4]当时,中世纪残留下来的教会的力量还很大,神学仍然压制着文学艺术。针对着教会对文艺的摧残,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学者起来“为诗辩护”。在意大利,但丁(1265—1321年)最早起来为诗辩护。我们要知道,但丁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跨越了汉赋、六朝诗歌、骈体文、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唐宋传奇、元曲等辉煌的金色时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苏轼、李清照、柳永、陆游等一大批伟大不朽的诗人和作家,而古老的诗篇早于汉代就被尊称为《诗经》,但生活在西方的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初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励下,才开始羞答答地为诗辩护。但丁提出文学的“寓言”说,“从宗教的观点为诗辩护”。其后,还有薄伽丘、帕屈拉克等在重复了但丁的“寓言”说的同时,提出文学的虚构不是说谎,“真理埋藏在虚构这幅帐面纱后面”“诗和神学可以说是一回事”“神学实在就是诗,关于上帝的诗。”[5]还是怕神权,不得不如此为诗辩护。比但丁稍晚200年左右的英国文学家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年)针对当时仍然有人认为诗人、演员和剧作家欺骗公众、败坏道德,才写出了第一篇以《为诗辩护》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说: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6],这才给出了一个像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