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苏格拉底问题。它是个关于个人实践问题的特别富有雄心的例子。与之对照，这类问题中最直接且不复杂的问题是“我要做什么”或“我应该做什么”，我们业已讨论的各种伦理和非伦理考虑都对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作用。其答案，慎思的结论，具有“我应该做……”或“我将要做的是……”这样的形式——这就是一种意象的表达，是我作为慎思的结果而形成的意象。但到了行动的时刻，我或许未能实施行动，那时也许因为我忘记了，或受到了阻碍，或因为我改变了主意，或者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如我可能最后明白的）——它不是我慎思的真正结论，或者我的慎思不是真正的慎思。在行动是当即的情况下，就没有这么多变化的余地，所以，如果我说出这样的答案，而没有立即做我说自己立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荒谬的。
“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则在思想和行动之间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这里，适当的答案是“我应该做……”且有好几种方法在此添加“……但我将不去做”。应该引起了对我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行动的理由的注意。常见的函项“我应该……但我将不去做”会引起对某些特殊类型理由的注意，例如伦理的或明智的理由，它们作为向其他人宣布的理由特别好——因为它们能为我的行为辩护，例如放入某人的行动计划之中——但如最终所表明的，它们现在不是我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最强有力的理由是我非常想做其他的事情。想做某事的愿望当然就是做该事的理由。[17]（它甚至可能是我对其他人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尽管存在某种辩护的任务，但它不能由其本身得到辩护，这些与正义特别相关。）所以，在这类情况下，把所有事情考虑在内，我认为最有理由做的事情就是我非常想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应该就指我最有理由做，那么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还存在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我能否有意地、不受强迫地甚至不做我认为最有理由做的事情；用亚里士多德表示这类现象的名称，它便以无能为力问题而闻名。[18]